我们的华语

(转发自 Kam De Zheng 2020年10月12日帖文)

我们的华语我在中国念书时,已经习惯转换一些口头用词,如番茄是西红柿,马铃薯是土豆,巴士是公车,德士是计程车,脚车是自行车等。

当然,回马后我们还是常用回本地习惯的词汇。常听到中国人对我们大马华人说:“你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他们也说:“虽然口音特别,但基本上能听懂。”首先要知道,“汉语”概念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是主体民族,汉族的语言因此被确立为“普通话”,所以中国学生学“汉语拼音”,针对外国人则是“对外汉语教学”。

我们习惯的“华语”,对中国人而言是相对陌生的。“华语”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后,才知道我们的“华语”和晚清的侨务有关。1905年清政府开始在南洋推动华侨教育,当时遇上一个迫切问题,那就是语言不通。南洋华人来自不同方言区,虽然文字相通,但日常交流时就很麻烦。清廷《学务纲要》就指:“中国民间各操土音,一省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作耽搁”,因此规定官方语言是势在必行。

虽然南洋华人都很热心,出钱出力办教育,但说到要用官话教书,当时真是天大难题。私塾老师都在用各自方言教书,没多少人懂官话。当时清廷驻槟城领事梁碧如要求把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送来南洋教书,但中国内地各省都缺师资,供不应求。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想出妙策,那就是把广西桂林的教师送来南洋。那一带的人讲“桂柳官话”,虽然和北京官话有些不同 ,但到底也是一种官话,可应付燃眉之急。

由于广西也流行粤语和客语,也只有这批老师听得懂客家话和广东话,然后就靠讲粤语而要求当地学生用福建话翻译。这批教师到南洋说广西式官话,学生们跟着讲,结果就说出粤腔和福建腔的广西式官话。久而久之大家认为自己在说“华语”,因为在洋人的殖民地大家心里还是有“华夷之分”,认为这是“华人”的语言,所以不叫“汉语”。这批比林连玉还更早到来的广西老师,他们的口音影响了我们好几代人。

如果大家听过在清末民初上学的人,如沈慕羽这一代老人家所讲的腔调,就知道什么是“一脉相承”。现在我们到桂林旅行时,也许没想到我们的华语和这个“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有很深的渊源。虽然我们的口音和当代“普通话”有些不同,习惯把一些字念成入声(有点像第四声),如“国家”、“独立”、“读书”的第一个字。但这都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独有的,值得我们去珍惜。也许,在全球化时代,坚持特色,才会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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