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歌流行时,我们正年轻

在准备写这篇“校园民歌”文章之前,我上网找了,也听了很多小时候听的民歌。思绪慢慢回到我七岁时的记忆。我记得那时手里拿着老爸以前卖剩的黑胶唱片,无数次地重播,一次又一次听不知道原唱者是谁的民谣。是的,小学时我是听黑胶唱片的,印象最深刻的歌手是刘文正和李逸。后来为了背好歌词,我把歌词都抄进学校的小簿子里,闲暇时就拿出来唱。那是发生在小学的事,而抄歌词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我大学毕业。

印象中《外婆的澎湖湾》《走在铁路旁》《蜗牛与黄鹂鸟》《乡间小路》《兰花草》《捉泥鳅》《三月里的小雨》《我来弹你来唱》《问候歌》《阿美阿美》都是朗朗上口的歌曲。也许,那时候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那一辈人的“儿歌”,还不知道什么叫“校园民歌”,长大后才知道这些歌曲乃是校园民歌的经典之作。现在再听,都还有些许感动,毕竟那时候的自己尚未感觉到生活的历练,当时只有“青春岁月如歌,阳光又美丽”的感觉。

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文化。 起初在各类型的学生活动中产生,风格各异、背景不同。 在艺文界的参与,以及电器业者和大众传播媒体的推广下,以“校园民歌的称号,被社会大众所熟悉,并引发后续的创作风潮。校园民歌为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在1980至90年代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不少创作人日后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要角。

台湾校园民歌曾经引起不少青少年的共鸣,传唱度深广,也曾经伴随多少莘莘学子渡过那些挑灯苦读的日子。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对流行音乐的认识起始于台湾校园民歌,我们在这片缤纷璀灿的音乐天空里自由自在的享受青春岁月。

记忆中的台湾校园民歌

每当我听到《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走在铁路旁》、《兰花草》这些当年广为传唱的歌曲时,我知道其实那是属于爸爸的青春年代。我的青春年代是属于90年代的香港四大天王和台湾的四小天王。那为什么生活里有70年代盛行的民谣呢?因为父亲是唱片行的老板,卖黑胶唱片和卡带为生。在我还在娘胎时,每天在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她在翻录卡带(翻版带)时播放的歌曲。

每当我走在婆婆的橡胶园或外婆家的果园时,我都会唱起这首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 /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风是清冽的,思绪是清纯飞扬的,这优美的旋律伴着夕阳,令人心旷神怡。

去到海边,我就会唱起《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澎湖湾 / 白浪逐沙滩 / 有椰林缀斜阳 / 只是一片海蓝蓝 /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 / 一遍遍怀想 /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 / 有着脚印两对半 … …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 还有一位老船长

歌曲轻快、有画面感、充满童趣的歌词,给我带来了一种写意自在的感觉,学生时代永远是是快活无忧无虑的感觉。有时候回想,以前的歌曲和歌词,即简单又有诗意,反而今日的流行歌曲常常陷于男女间的卿卿我我、哀哀怨怨的个人情怀中不能自拔。

当然,台湾校园民歌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几段悠扬的曲调和美丽校园的往事回忆,它还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更加详实的有关台湾的描绘。台湾校园民歌的传入,使我们了解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情趣与感受,他们喜怒哀乐的感情,了解到那里还有一个“外婆的澎湖湾”,有一群“总是要到 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还没有念”的天真少年。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黄昏小溪海风兰花草,这一切构建了我们对宝岛的美丽想象,还有外婆的拐杖、爸爸的草鞋、哗啦啦啦啦的雨中即景、散场电影里陌生的笑容等等。在这些校园歌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歌的台湾。

台湾校园民歌发展概述

70年代中期,台湾正式拥有了自己的民歌。这个民歌和传统中国或台湾民谣是不同的,它是具都市型、属于青年次文化的表达,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一种文化思潮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到极盛、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演变,是台湾经历经济大变革、政治构架重建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思想和情感开始有所诉求和变化的必然反映,它表现出人们变革的强烈愿望、回归自然的朴实追求和摒弃政治化的社会。


对于台湾校园民歌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那就是:民歌运动时期、校园民歌时期和新陈代谢时期。

一、民歌运动时期

1975年6月6日那个雨夜,一个叫杨弦的青年带领了一群年轻的歌手,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了一个“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所唱的歌在风格上不同于当时的任何歌曲,既非学院的艺术歌曲,也非正宗的民谣,更非流行曲调。那一晚杨弦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演唱的八首歌,都是以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歌词,并由杨弦谱曲。为了助兴,诗人余光中特地从香港赶回台北参加了这场盛会,并且在歌手们唱《乡愁四韵》的时候,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这首诗。余光中的诗纯美简单,杨弦所谱的曲甘美清丽,加上各个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这场民歌演唱赢得了两千听众的热烈掌声。

这是70年代中期台湾的音乐青年在外来摇滚、乡村、电影插曲,本土的民谣小调、艺术歌曲之外,企图自创一格,却又同时要把握当代感与民族风。杨弦在音乐上打破了旧上海和传统台湾歌谣的限制,更加突出了作品简单平实、琅琅上口的曲风,在音乐上也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歌形式。后来,杨弦又把那晚演唱会的歌曲节目录成了唱片,将民歌推广到大众群体中并得到了他们的喜爱。

这一年,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专辑发行,人们躁动不安的能量仿佛找到了宣泄的渠道,一下子年轻人全都拿起了吉它和纸笔,投入到有史以来最具体的音乐改革和创作之中,它标示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始。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必定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和责难。杨弦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的喜爱和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界的权威人士的批评,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这些音乐界的权威人士被戏称为“无听众作曲家联盟”,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许常惠。他们质疑,由少数人制作、演唱出来的音乐能不能叫做“民歌”?民歌根基深厚,要天长地久、由下而上酝酿而成,岂能由上而下地如此“泡制”出来呢?他们认定杨弦的歌曲“既不中国,又不现代,更非民歌,只是些西洋的东西”。

现在看来,当年的那些学界权威对民歌的批评过于学究,拘泥于词典上关于民歌的定义了,在现代媒体与资讯发达的当代,歌曲的大众化进程早已倒过来,是由都市推向乡村,由一曲轰动到众口传唱,跟古代那样把一切交给时间去慢慢孕育,完全不同。至于杨弦的歌曲自命为民歌,也无非是向往它的清纯天然,有意表示与 当代的流行歌曲划清界限而已。

民歌发展的历史证明,杨弦等人的创作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以后有更多的对台湾音乐抱有历史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侯德健、李建复、叶佳修、李泰祥、苏来、李寿全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而正是因为杨弦对70年代音乐的执着与创新,他当之无愧地被后人誉为“现代民歌之父”。

杨弦被后人誉为”现代民歌之父”

二、校园民歌时期

应该说,民歌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得益于唱片公司的推动。唱片公司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举办民歌比赛,它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参与,而且发现人才,集中大众注意力,真可谓一箭三雕;另一个则是发行优胜歌曲的专辑,使民歌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引领流行的指南。事实上,1979年校园民歌已经成为 了当时的歌坛主流。

在校园民歌的这一发展过程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新格唱片公司和它主办的金韵奖民歌大赛、海山唱片公司和它举办的海山民谣风歌曲比赛。

1977年~1981年举办的五届金韵奖民歌大赛,最大程度上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形式,并使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校园中的青年学生,以及餐厅驻唱的民歌手,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壮大了民歌音乐的力量。此时的民歌作品已在杨弦时代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学院气息,成为了新一代的校园民歌。

历届金韵奖的冠军歌手分别是:陈明韶、齐豫、王海玲、郑人文和潘志勤。优胜歌手有:包美圣、杨耀东、黄大城、王梦麟、李建复、李宗盛的木吉它、郑怡、 施孝荣、苏来,而叶佳修、林诗达和蔡琴则在海山民谣风大赛中获奖。这一批极具才华的歌手几乎包揽了当时校园民歌的演唱,成为这一时期校园民歌的中流砥柱, 他们演唱的歌曲也都成为校园民歌的经典,如齐豫的《橄榄树》、叶佳修的《踏着夕阳归去》、包美圣的《捉泥鳅》、王梦麟的《雨中即景》、木吉它的《散场电影》、李建复的《龙的传人》、施孝荣的《拜访春天》等等。


70年代初,当一般唱片公司并未意识到民歌已日渐成为一种音乐发展的方向时,新格可以说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对每一届金韵奖大赛涌现出的新人新作,新格在制作人姚厚笙、黄克隆的极力倡导下,均以《金韵奖纪念专辑》的名义推出专辑,为“由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所谱成”的民歌 能够深入人心、为民歌的蓬勃兴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新格唱片发行的著名的专辑还有:齐豫的《橄榄树》,李建复的《龙的传人》。

海山唱片是民歌运动中另一支重要力量。海山唱片最为成功的商业运作是他们一手捧红了民歌手蔡琴,首开歌手包装的先河,至今不老。而创作型歌手叶佳修推出由他包揽词、曲、主唱的首张专辑《叶佳修》,在民歌时代首开流行乐坛全能歌手的先河。作品中,他以往所标榜的“乡村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赤足走在田埂上》、《乡间小路》、《思念总在分手后》等作品均在歌迷中广为传唱。此外,海山所推出的合辑《民谣风》在当时也具有着强烈的影响力。

校园民歌时期是民歌空前繁荣的时期,它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批的音乐人才脱颖而出,高中以上的学生近乎人手一把吉它,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到了学校毕业的时节,校园民歌的演唱更达到高潮,尤其是那些获奖的民歌手,赶场于校园与舞台之间,面对扑面而来的鲜花和掌声,年轻的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民歌手苏来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感受:“相遇在民歌轻扬的季节里,试图用音乐创作来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拿起吉它自弹自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写写歌分享自己的心情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三、新陈代谢时期

1981年,伦敦《欧洲金融时报》报道:“八年来,台湾在全世界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成就名列第一。”经济的发展,加之乐坛在短短的数年间极度的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民歌发展也表现出了它的一些新特征。

现代民歌自1974年由杨弦等人提出,在经历了数年的发展后,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响了警 钟。对于新一代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所 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六位民歌风潮中的佼佼者,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李寿全担任工作室作品的企划及执行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 则负责词曲的创作,而蔡琴、李建复则用各自的声音来充分表现工作室集体创作的作品。

“天水乐集”工作室成立后共推出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另一张是李建复、蔡琴的合辑《一千个春天》。这两张专辑堪称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其中以李建复的《柴拉可汗》最为突出。该作品统一的音乐风格已经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雏形,作品的音乐在民歌的基础上,融入了强烈的中国曲风。1982年,“天水乐集”工作室宣布解散。“天水乐集”工作室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推出了这两张力挽狂澜的经典专辑,而在于它的出现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为现代流行音乐的专业化制作开辟一条新的路途。

为了使自己的演唱更加细腻和精致,使自己的演唱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掘,许多民歌手纷纷加盟唱片公司。专业化的制作、唱片的畅销将歌者带入家庭中、社会中,校园民歌与流行歌曲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那些无法适应新变化的民歌手渐渐被人忘却,而另一些外形、气质适合大众路线的民歌手则迅速走红,成为人们追逐的偶像明星,比如,在一次校园民歌演唱会上,出现了兴奋的初中学生涌至前台,向李建复索取签名的盛况。其追逐的热情绝不低于如今的追星一族。

由于民歌手与唱片公司的结合,音乐表现在整体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音乐尝试在唱片的制作中得以实现,如,齐豫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不仅保持了歌手以往强烈的个人色彩,在声音方面的处理上,则更加趋于成熟和细腻。施孝荣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歌手在他的首张专辑《施孝荣》的作品中也进行了山地音乐节奏的尝试,表现出作品独特的风格。杨芳仪、许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辑,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了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格 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南方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的组合发展。

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结束

进入80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事实。有趣的是,经济腾飞的实现与台湾校园民歌蓬勃发展的七年相伴,展现出的却是它们求新与发展的差异。置身于80年代初的台湾,举目望去,昔日散发着粪香的乡间小路已经被四通八达的现代高速公路所取代,悠闲的田园美景也全然不见,眼前闪烁的是艳俗的霓虹和为生计奔忙的麻木的脸庞。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现实中,回首望去,那些早已成为自己人生一部分的童年的幻想、少年的追求,都被眼前这鳞次栉比的建筑分割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永无复原的可能。人们发现,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并不能实现自己曾经的田园诗般的梦想。仿佛自己生命的脐带被剪断,在与过去价值观念失去联系的新生活面前,人们不知所措。于是,他们有了自己新的倾诉内容、强烈的倾诉要求和新的表达方式。

而此时的校园民歌,依然保持着那一贯的幻想和憧憬,四平八稳的节奏,充满童趣的表达,清纯干净的嗓音,这不变的特质使它远离了飞速前行的现实,无法贴切地反映人们的生活和情感,无法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心理诉求,因此,它再也无力负荷音乐发展的使命了。

1982年,一部反映台湾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生活变化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搭错车》上映,影片中苏芮的一首《一样的月光》轰动全岛。“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苏芮的这一声呐喊,震撼了多少人的彷徨心灵。于此,我们知道,台湾校园民歌的演出到了谢幕的时候,今后关于它的所有话题都定格在这七年的辉煌记忆之中了。

搭错车 电影海报

台湾校园民歌的歌唱特点

台湾校园民歌在音乐上,无疑是受到了西方民歌,尤其是美国民歌的影响,但其内容和同时期的美国民歌不同,不具有抗议、反对的精神。它受到当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民间歌谣的影响,多半的民歌表达出的不外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和浪漫的田野与个人主义情怀。

台湾校园民歌是一种完全由年轻人自己写自己唱的歌,具有传唱于草地上、师友间的纯朴本色,青嫩中有一股少年的纯情。尽管民歌手中的大部分人未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始终是以一种诚恳的态度,来告诉人们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民歌手唱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歌很容易就会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细听这一时期的经典歌曲,我们发现,台湾校园民歌中表现出了在简单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单纯、激扬的心理特征,民歌中包含了这一代人无邪的期盼和梦想,包含了这一代人胸中澎湃的民族感情。它给陶醉于伤感、爱情、离愁别绪的台湾歌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但提高了当时流行歌曲的整体层次,也带动了日后歌坛的发展。

台湾校园民歌经典评介

一、《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侯德健作词作曲,李建复演唱。

1978年,侯德健就读于台北政治大学商科,12月16日这天,他从居室走到学校门口时,一个同学慌里慌张地告诉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军调频电台的广 播,说美国与台湾断交了,同时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一个小时以后,这个消息便得到了证实,校园里一片阴沉沉的气氛。从那一霎间起,侯德健的眼前好像电影慢镜头似地,掠过一张张教授的脸,那些学者们的滔滔宏论全部以“美国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友”为前提。此时,他看到了一张张尴尬的脸。他的眼前又掠过许多同学的面 孔,有的掩面哭泣,有的挥着拳头嘶喊:“我们被人抛弃了!”他看到了一张张恐惧和愤怒的脸。他走回居室,陷入沉思。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很快,侯德健就写好了词和谱。不久,同居室的同学回来了,大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唱……有的同学拿出去复印散发,几天后台湾《联合早 报》发表了这首歌的歌词。侯德健收到了一千多封来信向他索要这首歌的曲谱,十几位同学自愿帮忙,油印了一千多封复信,忙了两个星期才全部寄出去。《龙的传人》就这样传唱开了。

纯粹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首歌并不是一首复杂的高深莫测的作品,也不是那种引一时潮流,开一派风气之先河的歌,但它是校园民歌中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它有别于那些风清月白、情丝飞扬的小调,着重追索人世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对后世影响极大。

这首歌当时能够得到台湾社会上下一致的认同,当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自70年代初开始,台湾外交一再受挫,至79年元旦,它最坚定的盟友美国终 于也弃它而去,这导致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自己“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的认证发生了动摇,尤其是那里的“外省人”,他们没有“根”的安全认同,他们 的“根”在遥远的东方。而这首《龙的传人》恰好在观念和感情上帮助他们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知,使他们在悠远的历史文明和真实的血缘渊源中确定了自己中华民 族“根”的认同。

80年代初,这首歌被侯德健带到了大陆,歌中浓郁的中国情怀和鲜明的民族意识立刻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共鸣,《龙的传人》迅速成为举国上下一齐咏唱的爱国歌曲。

二、《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

这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电影《搭错车》是台湾80年代一部重要的作品,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表现的现代性,在于它对现代化的支持和对传统的抛弃。这首歌反映了8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态:一样的月光,照着一样的大地,但是物换星移,人事全非。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的霓虹把夜空染的如此俗气/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歌曲说明了工业化后家园的变化,在寓意上对现代化的结果是批判的,对“蛙鸣蝉声”的过往是怀念的。然而,当影片中的女主角随着歌曲的摇滚节奏,在光耀 眩目的舞台上充满自信地展示她异化的舞艺、奋力高歌时,你能感觉得出她是在追念和缅怀那个必定要与城市里的破旧危房一同被推倒、消亡的传统社会和价值观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向前看,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势不可挡,在现代城市灯红酒绿的照耀下,所有过往卑微、痛苦的记忆都必须消失,所有阻碍发展的存在都必须消失,只有如此,新的社会构架才能得以建立。

对于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来说,对于许多正处于现代化梦想情境中的人们,“发展”是一个极端霸权的观念,它意味着必定要牺牲许多原来的东西,包括人、事、物,也包括人们旧有的曾经维系了生命的信念。问题是,过去的一切并不是那样能简单地从记忆中消失,“过去”也不能那样“义 无反顾”地连根拔除。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叩问下,行为上的背离是现实所趋,但情感的迷惘与伤痛却是无法避免的。

台湾校园民歌的代表人物

台湾校园民歌的7年辉煌,不是靠着几个人的努力,而是由一大批热爱音乐、执着创作的人的合力而成就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李双泽、杨弦、陶晓清、侯德健、叶佳修、李寿全、李泰祥、齐豫、蔡琴、王海玲、施孝荣、苏来、李建复、潘安邦等等。他们在台湾校园民歌的兴起、发展和辉煌的不同阶段起到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刚刚进入民歌队伍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像王海玲,金韵奖获奖的时候还是个高二的学生。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逐渐退出了歌坛,也有些人成为流行歌坛的常青树。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历史终究回归历史。

在中国,老狼和高晓松二人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人物

我觉得,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记录着年轻人梦想与激情的音乐篇章,校园民谣,以真诚与纯洁为标志,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留下了青春的证明与印迹。校园民谣的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飘在岁月中的时代:乐与悲,爱与愁,都在歌声中被琴弦颤落,留下的仅仅是一幕幕抹不去的青春记忆和当时澎湃的、喜悦的、哀怨的、失落的、无奈的、雀跃的、五味陈杂的心情。

文字与整理:西尔维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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